杜光辉
多年来，出国留学，求得发展，一直是一些学子的追求。值得关注的是，在这股不衰的出国潮中，近年来在一些地区中小学生出国求学成为主流，此事已经引起教育界、经济界的关注。那些出国留学的中小学生在饱尝艰辛坎坷、屡遭失败后，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打道回府，既耗费了家长的大量钱财又耗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追悔不已。至于那些用大量金钱支撑，在求学国又有至亲好友照看，坚持留在异国求学的小学生的发展前途如何，他们的家长也不愿做更多的披露。 有关部门调查，我国中小学生出国留学比较集中在部分经济富足地区，例如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小学生自费出国留学已占全部自费出国留学人数的50％左右，保守估算，这些中小学生出国留学使广东每年的教育消费“内需流失”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 一些重点学校是中小学生出国留学比较集中的地方。深圳中学1997年－1998年有50名学生申请出国留学，1998年秋至今已有90多人申请出国留学。华师附中、广雅和执信等广州名校近年来也有相当一些学生中途退学出国留学。广东省高教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广东省由前几年每年不到200人自费出国留学，骤增至现在的6000人，其中中小学生的比例由过去的不到30％上升到目前的50％左右，而且每年还有一定数量的中小学生以探亲旅游的名义出国留学。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每年的学费、生活费需要15万人民币左右，按学习期限三年，中小学生出国留学人数每年为2500人的保守数字，广东省每年的教育消费“内需流失”就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照此推算，全国每年的“内需流失”又该有多少亿元人民币呢？
在当今中国，每年拿出15万人民币支持一个孩子到国外留学，对于绝大多数人家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于是，出国留学的中小学生大都集中在相对富足的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家长较多是有一定权力的官员、企业老板、个体户、有海外关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约有20％的家长对自家孩子所去的国家、学校、发展前景并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只是人云亦云或者听中介机构的介绍，理想式地把孩子送到了国外。
广州市一个私人企业老板陈某，在广州市有别墅、汽车，还有500多万元的私人存款，他14岁的儿子在高学费的贵族中学上初中，在听信了中介机构介绍中小学生在美国留学的种种好处之后，委托中介机构在美国加州联系了一所中学，将孩子“空降”过去。这个孩子自幼由保姆带大，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在学校学习成绩一般，英语成绩尤差。独自一人猛然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除了新鲜感之外，更多的是生疏和恐惧。到了学校，尽管学校的住宿、生活条件不错，但由于教学方法、教材与国内大不一样，他感到无法进行学习。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的不同，他也无法与同学交流，倍感孤独，只好由中介组织出面介绍转学，两年中转了4所学校，花了40多万人民币，最后还是回了国。在国外浪费了两年时间，回到广州，又得从两年前的功课开始，成了年级的“大龄青年”。家长和孩子都后悔莫及。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个农民企业家，本人没有多高的文化，尽管现在有了钱，但总觉得自己身上一股“土气”，没气质，进不了上层社会。为了不让子女步自己后尘，听信了中介机构“有贵族的社会才能培养出贵族”、“三代人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竟将5岁的儿子送到新西兰上幼儿园。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国留学中的年龄最小者。我们不去怀疑新西兰幼儿园的教育、生活条件，也不去怀疑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爱心，但让一个5岁的幼儿独自一人远离父母，享受不上父爱母爱，享受不上天伦之乐，孤独地生活在他国异乡，这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有多大的益处呢？
在发达国家，教育消费是个庞大的市场。在发展中国家招收学生，收取昂贵的学费，绝对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在加拿大甚至有一些专门招收外国学生的学校。这些学校，一般年收费都在15万人民币左右，按三年计算，一个学生要成为中学生也需45万人民币。要继续高中学业，还须交费。而这些学校则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向往、渴望子女改变命运的心理，大肆宣传，诱惑他们将孩子送到自己学校，但这些学校在当地并非优秀的学校。而学生家长很难了解到这些学校的历史背景和教学状况。
在发展中国家又相应派生出以盈利为目的出国留学的中介机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及绝大部分省会城市都有相当数量的出国留学服务机构，就是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中等城市，也有这样的机构。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仅广州市就有10多家这样的机构，海口市有五六家，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则更多。这些机构大多集中在比较富足的地区。国外教育的市场化成功运作，使得它们的教育机构商业嗅觉特别灵敏，一旦一个地方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三四千美元以上，他们就争先恐后地“袭远”招揽生意。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国内自费留学服务机构就应运而生，这类机构一般没有固定资产，租一间办公室、凭借发达国家的朋友亲戚，和某个国家的学校取得联系，为他们招收学生。每招收一名学生，这些学校就付给他们一定比例的报酬，在国内，他们又向当事人收取高额服务费。为了生意兴隆，这些中介机构又招雇了大批业务员，渗透到各学校、家庭游说鼓动，不惜说谎造假，为的是获取中介机构的业务提成。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家长一般很难了解到对方学校的真实情况。
广州市一位姓唐的女士谈到让孩子自费留学时说：“我本人是本科毕业，由于种种原因，我失去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但出国留学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要让我的孩子来圆我的梦。不能说我的想法是盲目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人们的追求。我国目前在环境保护、惩治腐败、社会治安、社会风气、文明程度上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经济投入、生活水准的差距也很大。而且这些差距在相当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留在国内去艰苦奋斗，倾尽气力支持孩子到国外发展，让孩子的一生幸福，这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位在一家外资公司担任部门经理的男士谈到孩子自费出国留学时感慨地说：“国内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收入差距太大了，生活水准更无法相比。前几天一家报纸披露，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到博士后，共在美国呆了10年，回国时带回了200万美金，人民币将近1700万元。而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月薪也才1500元左右。在国内，我即使把孩子培养成大学教授，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孩子一生的经济状况，这就是我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初衷。孩子出国留学，是花去了我多年的积蓄，但这也是一项投资，而且是一项长远的投资。当然，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孩子在国外发展，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总的来说，只要他在国外能站住脚，肯定要比国内发展好。即使失败了，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后悔，因为我们努力过了，我们没有愧对孩子！”
一位31岁的国家干部谈到别人家的孩子自费出国留学时说：“出国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只能是一个很遥远的梦了，但当初似乎近在咫尺，不经意就错过了。我是85级的，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大都做过出国梦。毕业后我就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于是做起了出国梦，开始发奋学外语背词典，比在大学里用功多了，接下来又是考托福、考GRE，但GRE的成绩还不足以使我获得大学的奖学金。没有奖学金，我心里没底，家里人也不是都支持我去美国，一泄气就没去跑签证之类的事了。我有一个同学，跟我一起考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她执意自费去了，当然她家经济要好得多。后来她在美国发展得挺不错。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些后悔，当初如果挺一挺，也许就不一样了，但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也只有认了。我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可爱的儿子身上，等他再长几年，只要条件许可，我一定送他出国留学！”
在中小学生出国留学日益升温中，仍有一些人士对此不屑一顾。当然除去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家长之外，就是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长对此也有看法，认为中小学生还是留在国内上学好。强行把他们送出国，只能是利少弊多，得不偿失。还有的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种族歧视等方面分析，并由中小学生出国留学扯到了成年人到国外发展，对此并不持赞赏态度。
南师大的王泉根教授说：“出国当然是好事，可以开阔视野增进文化交流，但仅限于短期旅游观光或访学，定居并没有必要，送中小学孩子到国外留学更没有必要。去年8月，我到美国约克大学参加了十三届国际儿童文化研讨大会，在那里呆了近一个月，和很多留学生接触过，他们大多辛苦奔忙，生存压力很大，有的都呆了七八年还在为生存奔波，等到有一天真的在美国社会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已在争取最起码的生存中消耗了，太可惜，不值得。身处异国，无论你多精通它的语言，在异域的文化氛围中你仍然是孤独的。要真正进入到它的主流文化中至少要经过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把孩子送到异国留学，即使他完全熟悉了人家的语言，仍然很难被异国的文化接受。”
62岁的退休教授柯太太说：我女儿在美国，去年来电话讲要把我孙子接到美国去读高中，我没有同意。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国，现在不想了。我认为，不管你怎么选择，目的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我觉得在美国的女儿生活得很苦，她所在的州华人很少，连中国饭馆都没有，每两个星期都要开一两个小时汽车到邻州喝茶（广州式的早晚茶），去买中国食品。每次回国，刚下飞机都嚷着去饭店喝茶吃饭。我女儿在那里一个亲戚都没有，太寂寞了。或许其他州如洛杉矶华人多的地方会好些。但再怎么样也比不上国内。现在国内的生活也挺好的，虽然还有不少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是一切都在不断改善，人才市场也在不断完善。以他们现在的学识、条件，我相信回来后完全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过上更舒服、更充实的生活。我不会让我的孙子这么早出国留学，当然，大学毕业了到国外读研究生、博士生还是可以的，毕竟人家的教育方法、实验室都比我们先进多了。
无论是中小学生自费出国留学，还是成年人自费出国留学，靠行政手段禁止显然是行不通，也是不明智的，那么，每年就有大批的资金流入到国外。国外吸引发展中国家中小学生和成年人自费留学的原因很多，除了经济条件的富足、生活环境的优裕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人家的教育方法先进，实验条件优越，在那里上学，可以获得更广泛的知识。
面对每年大批自费留学生把大批的资金送往发达国家，经济学家魏杰对“小留学生现象”忧心忡忡：“如果把高中后教育的需求在国内转化好，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目前我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到3％，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新的“瓶颈”。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近期发出紧急通知：大学扩大招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李守信副司长说：这次扩招，除了拉动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外，主要是拉动人民群众的教育消费。现在大家都知道，老百姓在银行里有6万多亿元的存款。家长们未来消费的首要领域是子女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从现在的培养成本看，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每年的正常经费消费大体上接近一万元。如果高等教育扩招30万，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一万块计算，30万学生实际上消费将近30个亿。如果未来教育支出的比重能达到居民储蓄的10％，那就是6000个亿！当然，这6000亿不可能全部一下支出去，假定有效支出是50％的话，那也是3000亿元的投资。第二，教育规模的扩大，相应会带来书本、学校的建筑物、一些基础设施较大规模的增加。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精确地计算教育规模的扩大对国民经济究竟产生多大影响，但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大学密集的地区，比如上海、北京、西安，高等教育无疑是那里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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